近年来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，连续对华加征关税，严重冲击破坏中美经贸关系，影响世界经济稳定运行。2025 年 4 月 2 日，美国政府宣布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所谓 “对等关税”，其中对华 “对等关税” 税率为 34%，叠加此前以芬太尼为由加征 20% 关税，今年以来美对华新加征关税税率达 54% 。这种高关税政策堪称特朗普任内对全球贸易体系最激进的打击，其范围之广、力度之强远超 2018 年中美贸易战。
从贸易规模来看，受关税打击最严重的是低附加值消费品，如家具、纺织品、塑料制品等 。2018 年至 2022 年，中国对美家具出口下降 23%，玩具下降 15%（中国海关数据） 。美国对中国光伏组件征收 54% 关税后，2025 年第一季度进口量同比下降 72% 。高关税使得中国相关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大幅下降，直接导致中国对美出口规模的收缩 。
从贸易结构角度分析，美国的关税政策促使贸易结构从 “规模导向” 向 “价值导向” 转型 。2024 年中国对美出口中，机电产品占比 58.3%，但关税后该类目利润率从 9.7% 压缩至 4.1% 。美国通过对不同经济体设定阶梯税率（如越南 46%、欧盟 20%），既抑制中国通过第三国转口，又分化潜在反制联盟；同时对半导体、药品等战略物资暂免关税，迫使中国在关键领域保持对美依赖 。这种 “精准脱钩” 策略旨在将中美贸易限制在低附加值商品领域，遏制中国产业升级 。
此外，美国的高关税政策还使得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了巨大成本 。据穆迪测算，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中，约 90% 由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承担 。关税导致美国家庭年均支出增加约 1300 美元（2023 年数据），尤其推高了电子产品、家电等价格 。依赖中国供应链的美国中小企业被迫承担更高成本，例如，美国自行车制造商从中国进口零部件的成本上升 30%，导致本土自行车价格上涨 18%（全美自行车经销商协会数据） 。
贸易限制政策的影响
美国在技术类商品方面对中国实施了诸多贸易限制，例如对华半导体、航空航天产品的出口管制叠加关税，迫使中国加速国产替代 。2023 年，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下降 10.8%，但国产芯片自给率提升至约 30%（工信部数据） 。美国试图通过技术封锁与反制，推行 “小院高墙” 策略，限制高端芯片（如英伟达 A100）、EDA 软件对华出口，导致中国半导体产业短期受挫，但从长远来看，这也刺激了中国国产替代的发展，如华为麒麟 9000S 芯片的突破 。
在贸易限制方面，美国还构建 “去中国化” 联盟，通过 “印太经济框架”（IPEF）拉拢盟友，推动供应链 “去风险化” 。这使得全球供应链进入 “区域堡垒化” 时代，加速全球供应链从 “效率优先” 转向 “安全优先”，形成以地缘政治为界的三极体系（北美、欧洲、亚洲），中国企业面临 “近岸外包” 与 “友岸外包” 的双重挤压 。美国通过高关税迫使跨国企业将产能转移至关税同盟区，如美墨加协定（USMCA）区域内关税仅为 2%-5% 。同时，出台《芯片与科学法案》为在美设厂企业提供 25% 税收抵免，吸引台积电亚利桑那工厂投资 400 亿美元 。
产业补贴政策的干扰
美国政府出台的产业补贴政策也对中美贸易产生了干扰 。以《通胀削减法案》为例，该法案补贴本土新能源产业，加剧了产业补贴竞争的白热化程度 。中国则以 “新型举国体制” 加大芯片、电动汽车投入，双方在关键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，难以达成妥协 。这种产业补贴政策导致全球贸易环境更加复杂，企业在进行跨国投资和贸易决策时，不仅要考虑市场需求和成本因素，还要考量各国产业补贴政策的影响 。美国的产业补贴政策旨在扶持本国相关产业发展，减少对进口产品的依赖，进而影响中美在相关产业领域的贸易往来 。例如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，美国的补贴政策可能使得美国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竞争力增强，减少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及相关零部件的进口需求 。
美国政府的关税、贸易限制以及产业补贴等政策，对中美贸易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。这些政策不仅破坏了中美双边正常的贸易秩序，也对全球贸易体系和供应链稳定造成了冲击 。中美两国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，通过平等对话、遵循国际贸易规则来妥善解决分歧，才是促进双边贸易健康发展、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的正确路径 。
